宋宣、穆、殇三公君位传承中的义、利与政治选择

春秋早期，宋国宣、穆、殇三公国君之位的传承，《史记》和《左传》认为是宋宣公知人、义利两不失。可是《公羊传》却不作如是观。《公羊传》认为这是宋国五世之乱的肇始，且宋宣公应负始作俑者之责。

同一历史故事，典籍中却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颇有些让人莫衷一是。

如果《史记》和《左传》认为，宋宣公知人、义利两不失是正确的，那么《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和《左传·隐公三年》所载“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就似乎隐含了某种暗示——宋宣公传位于弟宋穆公，是在笃定了宋穆公会还位于其子殇公与夷。可是，后世的人们在《史记》和《左传》中，似乎又找不出任何丝毫蛛丝马迹，显示宋宣公传位于其弟宋穆公时，有意于殇公嗣之。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能据此认定历史的真实，是宋宣公没有要求宋穆公传位于宋殇公。因为在浩瀚的史书之外，还有太多的历史留白，是我们无从得知的。当然不可因为史料缺失，就冒然断定说宋宣公传位于宋穆公时没有附加条件。

史书没有记载的，我们不可凭空臆想；史书有记载的，我们却是可以仔细读之，认真思之。

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有如下记载：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

此事在《左传·隐公三年》中是这样记载的：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能曰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

《史记》与《左传》中的这两段记载，有区别亦相近似。清楚地说明了，宋穆公执意要传位于殇公，与其兄宋宣公，已经没有什么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宋穆公临终前，是完全可以抛开侄子与夷，传位于儿子冯的。

如果说《史记》与《左传》，是因为秉持相似的观点，而采用了相同的史料，那么持“宋之祸，宣公为之”这一观点的《公羊传》，其记载就应该有所不同。

《公羊传·隐公三年》对于宋宣公传位宋穆公，宋穆公再传位宋殇公，记载如下：

——宣公谓穆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汝；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汝，盍终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庄公冯与左师勃，曰：“尔为吾子，生毋相见，死毋相哭。”与夷复曰：“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尔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摄也。”

《公羊传》此段记载，无论怎么解读，都似乎是在进一步佐证，宋穆公传位于宋殇公，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固执。《公羊传》又为何要据此生出“宋之祸，宣公为之”的观点来？是不是《公羊传》在指责宋宣公传位宋穆公时，看走了眼，无识人之明？

“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汝；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汝，盍终为君矣。”《公羊传》此一记载，应是宋宣公临终前的最后遗言。这个遗言，可以归为三个要点：

1、宋宣公说明了兄弟之情浓于父子之情；

2、宋宣公解释了兄弟之情浓于父子之情的原因，在于“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汝”；

3、宋宣公决定传位于弟弟而非儿子。

因此，我们不难从这个遗言中看出，作为国君的宋宣公，主要是因为其弟比儿子更适合 “为社稷宗庙主”，所以他才有意亲近这位弟弟，培养这位弟弟，并最终决定选择他这位弟弟来做国君的继承人。

如此，宋宣公传位于宋穆公，就并非是简单意义上地因为个人情感决定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宋宣公传位于弟弟而非儿子，是在从社稷宗庙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国君之位传承的问题。这说明了宋宣公为政，在大是大非上，是个有识人之明，且有魄力下得了决断的人。他敢于抛弃周礼父死子继的大正统，选择更适合宋之实际国情的兄终弟及。至于身后之世事的发展与演变，那就不是宋宣公这个过世之人所能左右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宋宣公作为国君，即使不能算作大公无私，也应是懂得取舍。

从宋宣公手中继承了国君之位的宋穆公，在九年之后，在其生命终了时，早已是将宋宣公当初念念不忘之“社稷宗庙”，抛诸九霄云外。或许在宋穆公看来，当初宣公传位于他，仅仅只是因为兄弟之义。因此他要不顾一切地还义于宣公、传位于宣公之子与夷。

如此作为的宋穆公，实在有负宋宣公传位于他之初衷。

宋穆公似乎根本没有为宋之社稷宗庙的长远考虑的思维。就连照猫画虎，他都做不到。宋宣公在临终前，就谁更适合继位为社稷宗庙之主，对自己的弟弟和儿子，进行了仔细地比较。宋穆公为何就不学学宋宣公，去比较一下自己的儿子和侄子呢？更甚者，在孔父嘉劝谏宋穆公，其子冯是继承国君之位更为合适的人选时，宋穆公连一丝一毫的犹豫都不曾有过，就断然拒绝了。

宋穆公以驱逐公子冯和公子勃两个儿子，断绝了一切不愿立殇公与夷为君之人的希望。

“先君之所为不与臣国，而纳国乎君者，以君可以为社稷宗庙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将致国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则先君其逐臣矣。”面对宋殇公与夷如此情深意重地劝谏，宋穆公的回答竟然是：“先君之不尔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摄也。”如此奇谈怪论，有何劝谏之路不能被宋穆公堵死？

宋穆公是从根本上，曲解了宋宣公不传位于与夷而传位于自己的目的。

宋宣公哪有让穆公摄代君位之意？

如果将宋穆公与宋殇公在国君之任上的所作所为稍加比较，我们就会知道，宋穆公自己作为一个治国之君是合格的。至少也是比殇公与夷强的。因此我们也就会更加佩服宋宣公，不传位于殇公而传位于穆公的正确性。

虽然《史记》和《春秋三传》，都没有对宋穆公任国君时的所作所为及政治成绩做过十分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左传》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证明穆公治下宋国的强大。比如正是因为“有宋师”，才使得鲁惠公去世后，都不能按制举行葬礼。若不是后来，因为隐公于其元年九月，在宿地与宋国达成了盟约，鲁国能有喘息之机，按制改葬鲁惠公？

也许有人要因《左传·隐公元年》记载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而认为宋穆公治下的宋国被鲁惠公打败了。其实这不过是说，鲁惠公晚年曾在名为黄的地方击败过宋国军队。而不是说鲁国在黄给了宋国致命的打击，使宋国一蹶不振。

《左传·隐公元年》同样言之凿凿地记载了“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鲁惠公曾在“黄”这个地方击败过宋国军队，从而招致了宋国的强大报复，使宋国对鲁国形成了重兵压境之势。在宋国实实在在的巨大军事威胁下，执政四十六年的鲁惠公，生命走到了尽头，且鲁国内部表现出了一片慌乱的景象。甚至是顾不上按制安葬去世的鲁惠公。

这说明宋穆公治下的宋国，是有着相当的实力的。至少是比当时的鲁国要强大得多。“公立而求成焉”，《左传》记载这样六个字，说明鲁宋两国在宿地达成的盟约，是鲁隐公委屈求全的结果。

可是仅仅是时隔三年之后，处于宋殇公治下的宋国，在穆公尸骨未寒时，居然会因为卫之州吁的怂恿，以公子冯在郑为由，去参与讨伐郑庄公治下强大的郑国。此次伐郑之旅，宋、卫、陈、蔡四国联军虽然取得了“围其东门，五日而还”的胜利，但于宋殇公而言，却是并未达成打击公子冯这一所谓的出兵目的。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对宋国的好处在哪儿？宋殇公到底是为什么要听从卫州吁的怂恿，而去趟这滩伐郑的混水？因为公子冯在郑吗？大约半年之前，殇公还在穆公的病榻前，声情并茂地劝谏病入膏肓的宋穆公，不要驱逐公子冯出境。为何此时又因公子冯在郑国，而与郑国大打出手？义形于色的孔父嘉，为何不站出来谏阻宋殇公如此胡作非为？

“其后诸侯数来侵伐。”仅此八个大字，太史公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便写尽了宋殇公治下宋国之疲弱。

毫无治国之能的宋殇公，在给宋国带来十年十一战的深重灾难的同时，终是为自己招致了被弑杀命运，悲哀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可谓年命不终。

相比于无能的宋殇公，宋穆公即使是在病入膏肓时，也能阻塞言路一意孤行，昏溃无比地传位于宋殇公。这有力地证明了，宋穆公终其一生都牢牢地掌握着宋国之政，且权威不容置疑。

宋殇公与宋穆公谁更适合做国君，已是无需赘言。

因此宋宣公不传位于儿子殇公与夷，而传位于弟弟穆公，是一个为宋国社稷宗庙着想、有着识人之明的正确抉择。宋宣公当初对国君之位的传承作出如此安排，并非是为了让宋穆公再传位于其子宋殇公这一目的。《史记》和《左传》认为宋宣公知人义利两不失，是有失偏颇曲解了宋宣公。

而宋穆公固执己见传位于宋殇公，可谓是只知顾兄弟之小义于前，而不知失宋国社稷宗庙之大义在后——终使宋宣公为宋之社稷宗庙长远计的良苦用心付之东流。宋穆公不如宋宣公多矣！《公羊传》认为“宋之祸，宣公为之”，不过是腐儒们站在礼法立场上的信口胡诌而已。

“宋之祸”应由谁来负责？宋穆公虽然糊涂不能分辨义之大小，似乎也不该去背这么大一个黑锅。他治下的宋国，可是没有出现祸乱。就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而言，宋国祸乱的根源，似乎在于，宣公之后，宋之国君一代更比一代弱。

宋殇公该怎么说呢？他最大的错误，或许在于不该从穆公手中继承国君之位。

  2018年11月5日夜，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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