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的文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保护,可是乡下“文人”的逐渐消失,是无法保护的,我称他们为非遗的文人。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乡下半罐子叮叮当当的文人。是功名考不取、秀才当不上,还喜欢舞文弄墨,又能说会道的人。他们能种地,但抬石挑粪不行;能下田,但犁田打耙不行,只能干手边轻巧的活。这群文人,大多人瘦体弱,却长得清秀,有些斯文,眼睛不近视还买幅便宜的眼镜戴着装模作样。

 我结识乡下的文人,从不写文章,不求功名,因而,啥报纸,啥杂志,啥电视上见不到其名其人。但他们却有自己的书房,挂自己工工整整写的“淡泊明志”汉字,至于淡啥泊、明啥志,他们啥也说不清楚。

 在乡村里的文人,一般是主红白喜事的、代写书信谋略的,或是算命看风水的。他们喜欢读书,却不赶时尚,不赶潮流。所以爱读古代的《三字经》、《弟子规》、《聊斋志异》、《增广贤文》那些书;近代的爱读鲁迅《野草》、郭沫若的《蔡文姬》、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等那些似乎过时的书籍,有时就是本农历,一样读得津津有味。他们读书,不图目的,没有选择,见啥读啥,通俗的,故事性强的,首选。所以,他们从不关心这个“笔会”、那个“讲座”,从不参入这个“评奖”、那个“大赛”。

 乡下文人在台面上是卑微的,在乡村却是风光的。比如,谁家的老人走了,请他去写家祭,这可是讲究活儿,这家祭,就相当于城里人的悼词,可比悼词要求更严,因为要押韵合辙。记得上世纪70年代就是我在的渭溪乡,金凤村92岁的谭大爷走了,当时号称头号文人张大眼镜给写的家祭,让全村人听得泪流满面,哀叹半年之久。要是到逢年过节,乡下文人更是抢手人物,编写对联、撰读书信,那是家家排队、户户邀请,接上迎下的荣耀。

 好一口酒,是乡下文人的自信和自满,只要有酒办事成事都是帮忙义务的。当然他们喝的不是舍得、老窖,更喝不上五粮液、茅台,喝的是乡下自己烤的杆杆酒、苞谷酒,最好的是拐枣酒。乡下谁都熟悉,谁都尊敬他们,因而可以随意到烤酒的人家,去接原浆酒喝,刚出槽嘴的酒高达六七十度,一碗下喉,燎烧一肚。可他们就爱喝那烈性热火的酒,就像渴饮山泉一般,自安得得意忘形,自豪得春风桃李,自美得笑荡山峦,走一家喝一家竟然不醉。

 若是酒一上头,乡下文人就会打开话匣子,摆起“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率领民众开创了中华上古文明”等等那些今古传奇。要么,话说当年,李世民火烧赤壁,那个杀人呵,如割茅草……因为喝了酒的乡下文人,常把唐朝的故事讲在三国,把明朝的大将说成宋朝的人,大家心里偷笑,但绝不打断,任他讲得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大家也听得心醉意沉,前俯后仰。

 足不出门,天上事知道一半,地下事全知,这是乡下文人的绰号。他们说远近发生故事,说得有名有姓,有根有据,有男有女,有情有色。乡下人听多了,似乎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每次都爱听,次次都听得有新奇感、享受感。

 时过境迁,我离开乡下三十多年了,记忆中的乡下文人,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所以县志没留下大名,我只隐约记得某个故事,是某人讲的也淡忘了。再下乡去寻找他们,听说先后都去世了,留下的几本破书,其儿辈们早就当废纸给卖了,孙辈们连名字都不知道,这让我很遗憾而失望。

 我遗憾,乡下的文人就是一部乡村的书集,虽然那时已有电脑打字机了,可他们还是用纸写,用口传,难以流下手抄的遗集。

 我失望,乡下的文人就是一册乡村的史记,虽然历史记载得很粗略,可他们活得很详细,很真实,因此反而容易被后辈遗忘。

 现在我才领悟,乡村的文人在过去一代代延续,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没有多大奢望,只图他人需要自己快乐而自由自在,所以在经济信息爆炸的当代必然逐渐消失。

 乡村的文化薪火,还能一代代相传吗?我不能回答这个自问,我只能惋惜乡下非遗的文人。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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