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碡颂

 中山是家乡的一座山。

我常常怀念中山,因为我家曾居中山脚下十八年。

中山,盖因东西相邻皆有一山,而其位于中而得名。

势陡、石巨、峰高而倍显巍峨的中山,是家乡方圆六十平方公里区域内倚北雄视山河的制高点。而真正让中山名噪乡里的,则应是中山峰顶“伟人像”。在其山顶群峰簇拥中,一酷似毛泽东身像的独峰傲然孓立,仰视群峰宛如“开国大典”移步眼前。

山前山后,牧牛放羊,种豆种瓜;院南院北,种田种菜,养鸡养鸭。围墙东西两侧,各有小水库,东有6亩梨树行;春播花生高粱,夏纳黄花青蛙,秋捋芝麻豆荚,冬寻兔窟雉爪。

结庐在人境,悠然中山下。

在我的生命长河中,我对家住中山的记忆犹如玉锦珠锈般珍贵耀眼,犹如流金岩浆般灿烂辉煌。那里是父亲用健壮的身躯和忠直的脊梁,描绘的一幅瑰丽画卷;那里是我最想探询、最愿思考、最盼还原、最想记叙的青春底板。

怀念中山,耳畔便常常响起中山上那叮叮当当的打石声。

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家庭经济的提升和乡村居住条件改善的需要,娶媳嫁女都不再满足于泥坯房,女方相看男方的底线是家中有没有三间石瓦房。

出于盖房,也或增加家庭收入的原因,中山上汇聚了周遭村庄一二十位石匠。其中顾士清、顾士香、王庆顺等五六位石匠,散落在我家院落东北那棵粗壮白杨树和院南的老榆树下,垒灶起火,烧钎煅錾。

小时的我闲暇懒学,常搬了巴掌宽的板凳偎在石匠低矮的炉火旁看“打錾”。一位石匠拉得风箱“呱嗒呱嗒”响,又黑又浓的煤烟柱夹杂着煤灰摇摇晃晃,随风飘荡。那一抔煤炭堆里埋着四五支錾子铳子,通红的火芯时浓时淡地映照着石匠黑里透红的方正脸庞。

另一位石匠不时用铁钳抽出塞进那钢錾,观察它是否冶熟。看那钢錾熟透时,立马抽出把它放在一块扁方钢锭上,狠狠地锤砸起来。那冶透了的钢錾像极了动画片中做错事的哪吒,被托塔天王扒脱光光小裤衩、露出粉粉嫩嫩的屁股,石匠高高挥起的木柄锤像托塔天王肥厚硕大的手掌,石匠“嘿、嘿”地发声发力,锤“啪、啪”地落在熟錾上,那“哪吒”疼得心肝爆裂、火星四溅,钢屑流星闪划过般迸起,又柴灰无辜样散落在地。

“噗”一声,打錾的石匠把锤炼好的钢錾,猛然伸向半桶冰凉的水,随“噗”滚滚而起的是朵朵鼓起的水泡,和瞬间蒸腾的水雾团。两三秒,石匠把水击过的钢錾拉到眼前观察一番,确认淬好,然后把它们尖头向下立排在炉灶旁边的石砚上。石砚浅浅地漫着一层水,火热的錾尖仍“哧哧”地沸腾着浅水,弥漫着缕缕白汽,它们并排竖立,像刚刚在演武场上表演过下场后的将士,相互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相互论说着台上的精彩与憾误。可正当它们有说有笑,拍拍打打,闹腾游戏,“哗……”,被石匠劈头盖脸一瓢水,“噗……”,又激起一团团雾花,它们个个打了个冷激凌,乖乖正正、规规矩矩地站直了身子,个个像扛端正了红缨枪的士兵,霎时噤语无声。

多年后,我慢慢才悟得:这人啊,多么像錾!

年轻时,只有经过水火不相容般的淬炼与磨练,才能有一副铁打的本领和刚硬的身骨;

中年时,只有经过勇立潮头、劈波斩浪、滚石上山般英勇与坚守,才能挖掘出生命蕴藏的巨大潜能,放射出人生征程的璀璨光华;

年老时,经历顺逆起伏,咂摸酸甜苦辣,一个人的灵魂更加深刻透彻,才能够解读得懂活在当下、利己利他的人生况味,才能诠释得开人生梦想与家国情怀。

人生是个过程。人生如錾,錾如人生,只有去用,才能有用。

懂得了錾,也便懂得了人生。

父亲忠直实诚、热心好客。

他用家乡庄稼人的实在厚道待人,和那帮子石匠成为好兄好弟。

有的早上,他看到院里的石匠打錾后,啃煎饼喝开水就咸菜,就拉着他们到自家锅里盛上碗“咸糊涂”,说“你们干的力气活,喝两碗带叶带豆的咸汤才更有劲”。

有的中午,家里用猪圈南篱笆下的京瓜炖小土鸡,或南瓜炖排骨,父亲也会让母亲或我们兄姊,装了满盘子冒尖的荦菜送给石匠叔伯。我少不更事,每次见到父亲这样做,真是打心眼里不乐意,有时会忿忿地顶撞父亲“要去你去”,父亲则愠恼地骂我“你这熊孩子,恁这么不懂事呢”。

特别是,倘若赶上家中来客,或突遇雷阵雨暴雨,或恰逢端午中秋过节,父亲又总会把一再谦辞的石匠叔伯生拉硬拽到待客的席桌上,划拳猜令,谈笑风生,有时还会让母亲再从内房往外拿烟拿酒,再温菜热菜、添菜加菜。那时那刻,我就气忿忿地坐在内房的床沿上,心生埋怨,埋怨父亲“白搭自家鸡蛋”“白让人家吃白面煎饼白馍馍”,给外人吃喝是痛痛快快,家里有什么往外拿什么,是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贵就供奉外人什么,自己家人反倒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当时,我极想不通父亲到底图什么、为什么?因此,有时私心窝里就会对石匠叔伯们生出几分嫌弃和厌恶。

可谁又真正知道,父亲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他,可是一辈子都那样做。

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中山左侧的东山还只望得出山脊线。

不知道南屋后面鸡窝里的公鸡催鸣了几遍,那颗原本在正北方的北斗星好像九十度转移到了东南角。

房间北墙正中留置的小窗口,已透进淡淡的光亮。“叮当”,“叮当”,石匠的锤、錾、铳、钎和石头相互撞击的清脆声,声声入耳,声声动听。

我则仍在这“叮叮当当”的打石声中迷迷瞪瞪地睡着囫囵觉。

“放炮啦”“放炮啦”。

没有固定的时间点,只要在田中地头、山间谷沟,听到石匠粗壮的嗓音吼,人们就知道石匠又要开拓新的石方或石场了。

他们在选定的石方(石场)合适位置,用钢钻打探下去深深的钻孔,往钻孔里塞满炸药,装填好雷管和导线。石匠远远地点燃导线,然后赶紧跑向预定的安全处,那导线“哧哧哧”地冒着火光白烟,快速燃向雷管炸药。

“轰”一声巨响,石方(石场)上空升腾起一片浓烟白雾,“哗啦啦”落下一些炸飞的石片石块。石匠们从隐蔽处不紧不慢走出,走向炸石点,先看看石方(石场)爆裂的走向和分割的条块,再时不时交换下彼此看法和意见,就下步凿眼、取石形成大致相同的意向,心中也难免又多了一份“好活”的得意和自诩。

石匠作为最古老的工艺大师,打打凿凿看似简单,实则技艺学问高深。

新石匠没有经验,不知深浅,挥锤打錾,常会砸手;抡大锤夯铳,锤会侧甩,抻胳膊砸自己,铳也会砸偏蹦走;选料破石,有可能纹斜石损,白费力气干瞪眼。更别说那些个剖、削、镂、铲的精细活,光有膀子蛮力气也是使不得成不得。

这还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三百六十行,谁也别看不起谁,谁也离不开谁。唯有精进,方能成师为师。

这是多么客观真实的普世道理。

烈日当空照,石匠打石忙。

空旷的山石场内,无一棵遮荫蔽凉的树木,无一处高架搭设的凉棚,石匠在暴晒下只戴一顶“席夹子”。

石方被石匠用墨斗弦钱绷弹或木尺、红青瓦块刻划出条条块块,沿迹定点打眼。他们或蹲或坐,一手握錾,一手抡锤,锤高高挥过头顶,錾或直或斜,随着石匠肩胛骨一上一下移动和臂肱肌时屈时展拉伸,锤锤实实地打在錾上,錾则猛烈地凿击石头,溅起片片石屑和石粉末。那些石粉末有时会因擦汗或挠痒,被揩抹到脸上前胸上。当那些轻轻浅浅、浓浓淡淡的石粉被抹到石匠叔伯眼圈或嘴角时,我一下子就会想到电影上的三毛和电视中的警长黑猫,自个儿被石匠叔伯的污脸逗得“咯咯”大笑,笑得石匠莫名其妙。

石眼上宽圆下细窄,预定石方打好一列或一排石眼后,石匠会把短粗的钢楔用手锤稍轻用力装钉好。余下,就该大锤上场了!木制的锤柄长约一米二三,重多在十至十五斤,形如八角方柱。石匠两脚前后八字分立,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挥抡大锤,两眼圆睁,脖颈太阳穴位青筋暴突,状如蚯蚓,侧肩扭腰送胯,银白锤面和石匠古铜色的脊背同时在阳光下反光闪亮。

“嘿”,“嘿”,石匠声声雄浑,锤锤力若千钧。眼见那钢楔步步向下,耳听那“喀嚓”石迸缝裂,石匠这才直起他那壮如耕牛的身子,抬起宛如佛祖塑像般圆粗的手臂,擦拭掉脸上颗颗豆粒大渍眼的汗珠,再看那石匠的手指根根粗壮力如钢爪,掌如蒲扇布满厚厚老茧。

我的石匠叔伯哟,毫不吝惜他们那身力气,看那块块方方正正、平平整整、大大小小、圆圆滚滚的石块石柱,被驴车、马车、人力车、拖拉机拉进千家万户,看那一间间、一户户、一排排石瓦房平地而起,听那娶媳嫁女的鞭炮声、鼓乐声震响左庄右村,夕阳西沉,他们肩扛錾箱背驮楔袋,下山都吹着响亮的口哨呢!

他们贡献了那么多,可就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也打刻块功名碑,或在那些石方石块上刻印下自己的名字,那怕微少的两三个字。

从来没有。

“千凿万锤出深山”。

我家村西老学校旁打麦场的碌碡出自石匠手。

每年端午节前后,便是乡村“打麦”的黄金时节。

那时节,春风拂煦,杨柳缀绿,村东百余亩麦田黄艳艳金灿灿。麦浪如波,此起彼伏。麦芒似针,坚硬锋刃。

我爷我娘会选个好日子,起大早,去“压场”。他们在紧挨浇灌渠的路西撅刨锹铲出一片平地,提水桶,瓢泼洒,撒麸糠,人拉牛拽滚碌碡,半天就碾出个光滑平整的麦场来。这可高兴坏了我们这帮孩子,光了脚丫子一阵追跑,翻筋斗,跳大绳,扔沙包,麦场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

成捆成捆的麦捆子被运进麦场后,会被大人先摞成麦垛,等待够一场时再“碾场”。在这期间,我爷我娘会“摊场”“晒场”,用那两爪、三爪的木杈把那麦垛挑开,把麦捆摊散开,挑拨均匀,晒上两三天,直到把麦穗晒干晒透易脱粒。

“碾场”时间多会选在正晌午,一因晌午麦干,二因晌午少雨,三因晌午碾好,利于傍晚多风“扬场”。父亲是村中碾场的好手且自家有牛,他给娘牵来的黄牛在场边套好牛套,戴上笼嘴,挂上碌碡,左手牵牛鼻绳,右手执赶牛鞭,“咿咿喔喔”,“咕咕噜噜”,开始碾场。碾完了自家碾他家,碾完了这场碾那场,有时父亲午饭都顾不上吃,就让娘用提篮子提了煎饼馒头菜,两三个咸鸡蛋就二三两白酒,坐了板凳在场边的树下石旁扒拉几口。

碾场由外至里、由远及近,由边向中、由厚到薄,来回反复,反复来回。黄牛不声不响,蹄缓步稳,扎扎实实;碌碡咕咕噜噜,慢慢腾腾,亦步亦趋;父亲眼里有牛,脚下有粮,不急不躁,颗粒皆收。

翻场,扬场,一袋袋饱满的麦粒变成了饭桌热腾腾、香喷喷、软乎乎的白面馍馍,而那憨实无言的碌碡则又成了西场边沉默寡言的看客。

不偷懒耍滑,不贪功图利,不张牙舞爪,忠实、朴实,踏实、扎实,这就是碌碡的底色和本色。

不光是碌碡、石屋,家乡现在仍使用的石桥、石井、石门墩、石捣臼、石碾盘、石铭碑,都是来自大山,来自石匠的杰作。

我村的那个老碾盘,从我能记事起就不知已经运转了多少年。它从村西搬到村北,从村北再搬到村中,又从村中搬到了现在的村东。

岁月荏苒。村中的排房从村东迁移到村西,从村北迁移到村南,前几年返乡我都找不到回自个儿家的路。孩子们也如田地里的庄稼,一茬又一茬,好多我都识不得,不知谁家是谁家的。

唯独,那座老碾盘,我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

推碾压粮,多数是在清早、傍晚或晚上。这样的时间段凉快、人少、活空闲。大人臂挎一簸箕高梁,手端一葫芦瓢黄豆,肩背一麻袋地瓜干,手持一柄光滑枣木或榆树棍,到老碾盘排队压碾。单人推,双人前推后撵,撵的人一边用笤帚推推扫扫、剔剔打打碾盘上粮食杂碎,一边和等待在旁边的左邻右舍拉拉闲呱。

儿时的冬日,清冷且清静,明亮皎洁的月辉洒满农家的庭院,几颗顽皮的星星还在淘气地眨巴眼睛。我睡醒一觉,听得到家屋后碾盘上的石磙子“呼呼噜噜”,磙心凹槽和外框套嵌的铁隼还在纠缠得“吱吱扭扭”。偶有几声狗呔,似乎催促着压碾人赶紧把家归。

多少年了,村中乡亲还都在说,说那老碾盘碾压出的玉米糁啊豆瓣啊就是香,可比那机器轧碎的有滋味有嚼头。

是啊,这世界离不开口粮,离不开庄稼人,离开了口粮和庄稼人,谁都没法活。一个人,不管多富有,也不论官多大,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他也总会想着自己的故乡,想着自个儿那个家。

诗人说,乡愁啊就是那一张船票,那一方坟。

歌者说,乡愁啊就是那一碗水,那一朵云。

我说,乡愁啊就是那山那河,就是那碌碡石碾盘,就是那压碾出的粮食糁子白面馍。

永远忘不掉,又怎么能忘得。

父亲活了65岁,这是老家两头都计的算法。

从16岁当生产队长开始,劳碌到63岁患病,他才像我家西场那个碌碡一样,慢慢退出碾场中心,被荒草石砾掩埋在路旁的坟茔之中。

村民们聊天说事提起父亲,都认可他是个大好人:隔邻的兴文二嫂说他谁家的心都操过,后面的士君奶奶说他到哪出工都领着一大帮人,西巷的兴林嫂说他起早贪黑真能干,晓坤哥说他是他的一本人生字典。

我从家庭生活经历和娘亲几十年的絮叨中知道:他跟随爷爷到沈阳机械厂做过工,当队长组织村民砌水库、挖地窖、打水井,到中山领导“三八石工连”和农厂,到兖州酒厂卖红薯粉渣,去连云港买机器,到白马河出工,陪要好的陈姓兄长治过病,为异姓乡亲解决过婚姻矛盾,帮村中操持三十多年红席白事。

我还知道父亲做人端正,性格直爽,始终坚持正心正义、正念正气,对看不惯做不来的歪理邪事,忍不住,吞不下,放不过,耿直的脾气常常因怒火中烧、气愤填膺而显得有时急躁暴躁。当然,他或者我们家,曾经得罪或遭人误解过的人和事,好歹都随着岁月的风化云消雾散了。

这些年,我数度揣测父亲,就想:你有机会当工人,为何不死乞白赖吃公家饭呢?你也曾有些小权力和小机会,为何不八面玲珑、投机钻营捞一些呢?你有头脑有能力,为何不曲意迎奉、明说暗做,官再做大一点呢?

问一问,想一想,慢慢我也就明白了:父亲如同家乡的大山,如同那些着石匠,如同那碾场的碌碡石磙子,怎么会、怎么能改变得了呢?

 也许他曾经试图做过些许改变,但改皮改面改不了他的那颗心啊。

也许,一个人,只有坚持了做他自已,才更能彰显人格的魅力和人性的光辉。

父亲,他就是他自已。

夫妻拌嘴时,爱人总说我的脾气性格简直和父亲一模一样。

我嘴上回应说:我可比父亲脾气性格好多了。

其实我内心真的自己知道,我的秉性确实和父亲一模一样。

同在职场多年的好友告诫我:你吃亏就亏在太硬太直太实上。

我承认,这我也知道。

可这有什么不好吗?

家乡人不论做人还是做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话就是:咱中山顶上滚碌碡——石(实)打石(实)。

试想:一个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会是怎样的情景?即使你看到有人因浑水摸鱼、趋炎附势而暂时得利,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时,你也会步人后尘、以怨报怨吗?谁又希望自已身边共事相处的人都是虚头巴脑、阳奉阴违的人呢?一个民族代表集团、一个统治政党、一个国家政权机构,如果作风漂浮,做事虚浮,焉能赢得人心赢得拥护?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就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布里廖夫专访提问时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

肉好吃,骨头难啃,难啃的骨头更难啃。

试问:难啃,谁来啃?阳奉阴违者吗?溜须拍马者吗?软弱卑鄙者吗?八面玲珑者吗?

不可能!啃硬骨头者,石匠也。石头虽是坚硬的,可偏偏石匠是“吃硬”的。担当大事难事成事者,非“石匠”之辈不可。

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国家总有“民族脊梁”,我们国家民族仍需鲁迅先生那样的“硬骨头”精神!

的确,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出名要趁早”。早,确实有早的好处。在功利的市场上,“早”总是会让人得到很多现实利益和好处。可真正智慧、深遂的人们更明白,诸如科技、思想、理论、社会进步,甚至做有些高质量的事务,却是早不得、急不得的,反倒是需要时光的打磨,思考的反复,生活的积淀,经验的斟酌,远距的考量。

相对于“快”和“浅”,我更尊崇“慢”和“深”。

这不如那碌碡和石磙吗?没有那炸、劈、凿、敲、砸、钻、打、剖、削、镂、铲、磨的前后过程,怎么能产生有用的价值?怎么能叫宝贵的“工匠精神”?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唯有“实”和“干”,才能形成和检验真理。

这一条,亘古不变。

怀念中山,我便会怀念父亲,怀念石匠。

怀念父亲和石匠,我会自然想起碌碡,想起石磙。

父亲和石匠是有些相通相似的,他们都如那碌碡石磙一样实、硬、正。

我认识到:年龄愈大,时间愈久,我会越来越怀念父亲。

越怀念父亲,我感觉越辨得清余生道路要走下去的方向,越明白要该选择的道路,越有股必须坚持朝向和坚守到底的意志力量。

我赞颂碌碡,永远做它那样。

永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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