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上的成长

       1968年,我中学毕业返乡回村。家住五当沟西山下。土房三面环山,东头出口通往大村和公路。草树围绕,群山遮蔽。父母戴着“黑”帽子过着苦日子,念着红书唱红歌。我则怀着愤愤不平的抑郁,在眼见的农耕忙碌,庄稼生长和鸡鸣狗吠中感到离开学校的茫然。       在父母接受“改造”的日子里,我内心寻求着解救之道,上下求索。生活似乎又从这里开始。       我感到有一种幽闭和与世隔离之感。出门前面无路,又不想向东进村汇入人群,只好朝西登上山头,极目远眺,望东方,听大喇叭里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广阔的天地”该怎样作为?       我容忍着那些无所畏惧,目空一切,衣着“军装”的人们的高傲无知,但我并不害怕,常常将替父母“义务”拣拾满筐的牲口类肥连同他们在脑中的形象倒在地里。       这种行为博得一些老农得默许,他们象村外的大山,不轻举妄动,不趋炎附势,凝然屹立、内涵丰富。经历了几个朝代,本质不变,虽身处“化外边缘”远离官场仕途,但有情有识,如大树般随风摆动而根扎大地之中主干始终挺立不动。他们支撑着农村全部的生活,耕种收、加工、编织、建房、打井、修渠、饲养牲畜、婚丧嫁娶……累积成一个博大精深、厚韵深远的农耕文明        这期间,父母为集体干着最繁重的农活,回家往往是深更半夜。家务大部分由母亲和弟妹们承担,我好像是即将赶考的秀才,过着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不过我读的书都不登那年头的“大雅之堂”,甚至 “见不得人”。我只是隐约觉得自己通过读书寻求着什么,究竟是什么目标,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个年代,经常有上边和社会上的人走马灯般到村里,搞“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如同在村庄间飞转的乌鸦,一片片落下,拣食地上的粮食后,又成群飞去。地里的农活,自然有老辈和那些被改造的人承担,包括像我这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到了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农活都入了门道。我的汗水与雨水一齐渗入地里,我的脚印被我扶的犁翻入土中,锹、锄、镰刀、杈、箩筐沾上我磨伤手的血印。       开春,队长和我说:“开会定了,选你学习种地。先跟老袁帮耧拉碌砘。常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说的一方面不违农时,另一方面做好播种。种不好,不是不出苗,就是缺苗断垅,影响产量。那时用得是二条腿木耧,用牛或马或驴拉。扶耧的把式掌管深浅和下籽量,我牵牲口拉碌砘,沿上回种过的垄沟掌控好行距,不窄也不宽,碌砘必须压在上回种过的垄沟里,为的是踏实保墒。         这是个眼力活儿,也是个“品”劲。过了七天,袁师傅就让我扶耧。我按他平时的作法。什么地用多大的力度,什么品种以什么下籽量,平地怎摇耧,坡地往上向下的不同方法,墒情不同的土地怎样赶墒把籽种放到湿土上等等。开头,我谨小慎微,几回下来,浑身冒汗,气喘如牛。更担心的是,到出苗时,上不来或稀或稠岂不丢人现眼?这可是一年的口粮,岂是儿戏闹着玩的。好在以后苗情还可以。从此我就成了会种地的“把式”。秋天又调我到场面上碾打扬场。那样子是一心要将我当做庄户人把式的接班人进行全面培养。        在春耕播种夏锄秋收的样样农活里,虽然为自己创作的土地上的作品感到欣喜,但是也饱尝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开始犯起愁绪。我时而做些进城工作的美梦。但身心被土地、庄稼、老房、山沟、树草、田地牵挂着。        后来出去工作,我和妻子仍然耕种着全家的自留地和责任田,虽然感到 劳累,总是觉得有一种无形的根干支撑着慢慢站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