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小

       上世纪的1962年,我升入吉忽伦图民族小学读书。学校在离我家18里的五当召西沟,距召庙不到2里,在长满松柏榆树沟谷的东山脚下没有围墙的青砖红瓦校舍掩蔽其中。从南头的大食堂向北是教师办公室、教室,再往北是学生宿舍。靠西的河槽有一眼老井,供学校用水。旁边一棵数人抱不拢的老榆,据说有500年历史,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上面的十几个鸟巢常常有成群飞鸟出没。      学校分别设1-6年级蒙古语和汉语授课班,每班20多至30人,蒙古族学生加授汉语,汉族学生不授蒙古语。学生来自周边十几个农牧村。一个解放初期为召庙属民办的蒙古语识字班。慢慢发展到当时最鼎盛的阶段,是包头市重点民族先进完小。20多名老师200多名学生,人气氛围竟然超过了五当召。学校的钟声和庙上的晨钟暮鼓法号交相鸣响,久久回荡在苍松翠柏的山沟中和蓝色的苍穹里。新学的启蒙多少渗透进一些宗教的色彩,尽管学校严禁学生进到庙宇。       离家远的住校生每星期回家一次,和我一路的有十几个同学。星期六下午就像放开的笼中鸟一样,往西山的小路飞去。挎着的小书包不象现在那样大而重,够不成童年的累赘。大家在林间小道上追逐戏耍,一路欢声笑语,忘了饥饿的肚腹,把心身完全投入到山野树林之中,享受那自然的天真纯朴的童年乐趣,迷藏吓人,围追野兔、驱赶飞鸟、拔草寻蛇,攀树掏鸟蛋……,仿佛天之下地之上的空间时间全成了我们自由玩乐的场所。      第二天(星期日)老是推到下午才走,要带上交给学校的粮食和油,每月15斤粮、15斤土豆或胡萝卜蔬菜,半斤油,分几次交完。因此就不那么轻松了,再加上恋家的情绪,步伐显得沉重迟缓。直到天大黑才到校。       每间宿舍10人,挤在一面长条土炕上。夏天大开门窗也闷热难熬,冬天生炕火又很难掌握,烧多了挨炉灶近的发烫,甚至铺的褥子烤焦着火,烧少了后炕的人冰凉受冷。管理老师云生启就想了个办法:炉灶上面第一铺贴炕垫二层砖,第二铺垫一层砖,这样均凉热情况大为改善。      学校不供早点,8:30上晨读背书,8:50开始上正课,每天有语文、算术。另外就是历史、作文、音乐、美术、自然和体育等副课,每周2-4节。每天上午到第四节课肚子就咕咕叫起来,饿劲儿扰得不耐烦听课。好容易下课铃响了,等老师刚走出教室,学生就一窝蜂拥挤出门,起跑奔向百米远的食堂,那场面就是一场百米赛跑,身强力壮的男生就排在了大饭厅的前面,女生和弱小者自然落后,要多饿上一会儿。      尽管民族学校国家有补贴的粮油,但我们老是受饿,时常饥肠䐂䐂,应了那句“穷兵饿学生”的老话。一天,我班上完爬山的体育课,我和三名同学偷偷从东坡摸进召庙,拿起供佛桌上的酥油饼就走,不想刚出殿门就撞上守庙喇嘛,他伸两臂拦我,我急忙从他的臂弯下夺路逃跑,那喇嘛随后紧追。我身轻体灵,加上抢先吃饭练下的跑功,健步如飞,钻林跳石,让喇嘛望尘莫及。事后,庙方告到学校,我们四人受到广场校会的罚站批判。虽然大失颜面,但第一次品尝酥油饼的滋味永留口胃,觉得受了惩罚也划算,至于是否惹恼了佛神,到不怎么在乎。      后来,学校在五六年级历史课上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校长谢振刚和教导主任乌力吉以及各班任课老师都参加。长征老干部贾生旺讲战斗故事,出生入死的拼搏,四天四夜不吃不睡的行军经历,大大触动我的心灵,对偷盗供品行为反悔自责,觉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给童年的心灵注入一剂警策自励的良药。     学校还开展了“四季支农勤工俭学”活动。我们春天到周边农村帮种地运粪肥,夏天到田间拔草,秋天收成熟的庄稼,冬天为老乡扫雪拾柴。       63年秋,班主任也是校长夫人高秋蓉和算术老师胡耀明带我们到白彦龙村,白天㨂拾社员们用铁锹挖出地面的土豆,装进箩筐抬到大土窖,中午不回家,在地里用土豆菀子生火烧土豆,以老乡拿来的烂腌菜就着烧的焦黄沙绵的土豆,美味爽口,感到盘中餐的“粒粒皆辛苦”意味。晚上三三两两住在社员家里,与农民睡一盘土炕,吃一锅土豆焖小米粥。我们虽然都是农家子弟,但那样的劳动生活感受与在家里大不相同,真正体会到了劳动的苦甘。    两年的高小生活使十一二岁的我从中获得很多最持久存在的事物和习惯,那可以说是我童年时光的百科大全,是我把课本中的词语、与大自然和人生联系起来的开始。同时造就了对我的人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东西。从而让我升学初中后在更加艰苦的境况不大困惑。